文｜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我们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站在管理学视角，让传统管理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手段，是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西方管理思潮成建制地登陆中国，各种管理理论、技术、方法也被广大企业应用与实践。随着实践的深入，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管理异象”与日俱增，管理学界意识到普适性技术优势无法消融特殊性文化差异，造成理论移植过程中的排异与异化降低其指导性，继而掀起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智慧的管理新风。

1. 管理前提阐述研究

史籍文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五千年文明史留下了二十四史等史书典籍、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与四大名著等古典小说，中国管理学者在文献采集、文本翻译与内容梳理方面做出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2. 古为今用转化研究

在实践先导与文言汉化完成后，诸多学者意识到若不将传统管理智慧进行概念化、理论化的纵深学理研究，就无法获得相应的学术主体地位与感召力。因此，自21世纪以来，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涌现出诸多系统理论与分支理论。

系统理论以整合性视角按管理学的学科框架与教学要求，提炼传统哲学概念与史书典籍文本构建全面性管理理论。

如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提出以“三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四治”（治身、治家、治生、治国）、“五行”（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最终具化为以“用人、治法、纳言、决策、指挥、处事、考核、变革、教化”为核心的中国管理27原理。

C理论则融汇阴阳五行论、伦理管理论、五家整合论等中国古典管理哲学嵌入决策、领导、应变、创新及统和人才的管理主环节。

中国式管理提倡以化解代替解决，实施以树状组织为有机系统的管理模式，从管理职能上看就是需要动态调整的计划方式、无为而治的执行过程、兼顾并重的考核要领、圆满妥当的沟通艺术、圆通差序的领导风格与安和乐利的激励方式。

分支理论萃取出和谐、中庸、阴阳、五行、道、水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象，或是从宗法伦理、地缘政治、差序格局等中国典型现象进行概念化与理论延伸。此类研究一是尝试以“二元兼顾”的视角，用传统哲学重构管理任务。

如将管理从五大职能转向“和”与“谐”两大准则：

相似地，“道本管理”认为应善用管理理性与人文关怀平衡组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中庸管理”则指出管理旨在协调组织制度与道德伦理、天下为公与产权私有、组织规模与成员活力等多组成对关系。

还有学者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市场营销、动态能力与领导风格等管理构面上的理论阐发，将“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用于营销领域，呼吁以“相生”思想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同时，以“相克”思想保持市场良性竞争。

“五行相生相克”也可以用来形容管理环境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组织要在其中持续成长离不开组织活性与领导有方。而在一元权力结构与类家庭文化盛行的组织中，领导在思维上需运用阴阳哲学整合矛盾协同效应，从“二选一”的权变视角中走出“二合一”的道路，行为上在道德垂范、以身作则、重视纪律、展示权威的同时又要像家长一般给下属以个性化关心，因材施教、恩威并重、推进协调，最终实现全局管理。

古为今用转化研究多运用传统哲学元素展现出人的行为模式、思维特点与价值追求，从系统理论到分支理论形成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与提法，家长式领导、悖论式领导与辩证式领导等理论也从理论构建走入实证检验并受到西方管理学界的关注。

未来的古为今用转化研究应辨析各理论构念间的包含、平行与延伸关系，在重视宏观管理哲学研究的同时兼顾技术层面的工具理论开发，将“管理理论丛林”整合为逻辑主线明确、概念内涵丰富、证据列示可靠的“中国管理理论体系”。

3. 理论联系实际研究

管理理论与实践管理关乎为谁管理、怎样管理及如何管理，要从信念、思维、行动、结果到反思的闭环进行优化升级，即通过宏观理念、中观设计、微观操作逐级落实。

（1）宏观理念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学心念、道家易念、佛家常念与儒家合念等思想带来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等卓越理念，可以转化为现代管理所需要的双赢竞合、人文关怀、尊重差异、整体和谐等理念，为打造生态型管理模式提供内在支撑。

（2）中观设计转化

在制度建设上，高层以道自省，中层力行传道，基层设置专门组织机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信条转化为制度，最终实现自觉有序的规范。

（3）微观操作转化

如在知识管理方面，用忠诚信义的价值观帮助员工学习成长，并通过员工间特殊信任推动团队知识形成，最终使组织知识内在化。而面对组织感性沟通障碍，用修己、交互、察言观色、慎始善终的方法兼顾妥当与实在、合理与合法，以求说得稳当、说得圆满，最终提高沟通效果。

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多以外部植入视角讨论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企业文化、构筑企业家精神，实现理念层转变、设计层嵌入及操作层具化，也有不少典型、规范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从内部生成视角关注本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古代“类企业型”官营私营组织的管理模式与老字号管理思想的历史烙印。

4. 中西交流对话研究

在与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标准化、流程化、自动化西方管理科学传入中国之初，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产生了诸多冲击与误读，甚至部分学者给“中国式管理”钉上官僚、怀疑、模糊、投机的标签。

本质上看，中西管理追求效率的目标一致，但价值排序与实现方式各有所好，二者并非分庭抗礼而是方枘圆凿（如表1所示）。

西方管理发源于工厂生产实践，表现为逻辑外求，由自然科学过渡而来，物我相分而科学性多于人文性，实践中偏技术、制度等硬性工具，不作价值判断，理性客观地运用数据量化组织管理的成本和利润，以保障最高收益、实现资本增值、获得规模效益。

因此研究中同样重视数据与量化，站在第三方视角运用经济学、统计学方法数学化、模型化地解构还原现象与规律。

传统管理发源于修身治国实践，表现为知行内化，由社会科学过渡而来，物我合一而人文性多于科学性，实践中带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因此偏思维、感化等软性智慧，通感共情地进行全局统筹与整体把握，保障组织成员的全面发展，组织忠诚与以期塑造长期和谐秩序再稳步提升经济效益，人格成长与能力提升贯穿始终。

因此研究中注重考据与思辨，采用介入式研究运用史学、哲学方法质性地、禅定地看待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

科学管理所忽略的系统、伦理、修己、体悟等人文精神恰是传统管理之大成，传统管理所欠缺的分解、契约、标准、测量则可以由管理科学弥补：

中西交流对话研究中，符号差异的根源在于经济基础与发展路径的不同，使得中西对“管理”一词的理解迥异，如英文“management”的范畴明显比中文“管理”一词要窄，大致等同于“四治”理论中“治生”的内容。因此，中西管理研究成果在互相引进时需要重视互译工作，兼顾概念的原始情境内涵表达与本土情境内涵改造，尽可能减少误读与曲解。

若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学内容剪辑进主流研究范式与框架，这只是为验证理论普适性提供“中国素材”，而非产出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理论”。因此，为构建中国管理学的话语体系，需要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场进行概念界定与框架设计。

1. 中文语境下的“管理”概念内涵

汉字发源于象形文字，每个字符本身就有其内涵与象征意义，“管理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传播应用，须遵循中文语义与表达习惯来界定“管理”的概念。

从字形上看：“管”由“竹”和“官”组成，“竹”是“岁寒三友”之一，代表纵而不张、疏而不漏的高洁情愫，与“官”结合，即要求享有权力的“官”必须品德高尚、廉洁自律、心系百姓、处事公正，同时“竹”是古代文字记录载体，代表各种成文的规章制度。

“官”上是宝盖头，下是两“口”相连，暗喻为官者应做“父母官”，关怀下属与百姓并不断与人沟通交流；“理”则由“王里”组成，王字旁在汉语中有“美玉”之意，《说文解字》中对“理”的解释为“理者，治玉也，从其文以治之”，玉中有“文”，与“文化”之“文”同意，应注重文化风俗与风土人情。

从日常表达看：生活化表达中，“管”和“理”具有不同的行为主体与概念内涵，如“管好自己”或是“不愿搭理”，可以看出“管理”作为组合词，先天带有主客体交互之意——主体能够“会管”且客体愿意“被管”，这种“你情我愿”的状态与西方管理的契约精神如出一辙。

但“管理”二字组合使用时常常滑向由上至下单方面“管制”的极端，与“治”的概念相似——水从高台流下，但这种理解在实践中却又忽略了“水”在传统文化中的意象——“水无常形”的动态应变、“上善若水”的虚怀若谷与“水滴石穿”的坚强毅力。

综上所述，中文语境下的“管理”是默认在“修身”工作业已完成才能够加以实施的实践活动，能够促进相协厥居、推陈出新的人事物都可以成为管理的对象，需要管理者拥有执行力、判断力与沟通力，因地制宜善用自然规律和人性规律，令人事物“各安其正”。

2. 中文语境下的“管理”理论体系

《易经》被誉为“中华文化之源”，为后世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争相注解以发展理论体系，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为编撰传统文化中各家管理思想提出了一个“百家注易”的整合框架，故可与中文语境“管理”内涵与易学思维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框架相结合（如图1所示）。

（1）“三易四德”的易学思维与“成性存存”的共生理性

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基本生产方式，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位”匹配，在价值排序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即天、地、人“三才”的各安其位，也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易论》中的“三易”思想——简易、变易和不易，呈现出主体可控性的逐步递减与环境复杂性的逐步递增。

“时位”则是一种遵循“整体性、可行性、合理性、可持续性”价值逻辑的时空哲学，即个人与组织发展依乾卦“元亨利贞”之“四德”的成长路径与评价标准：统筹各方资源（元）、谋求自身发展（亨）、平衡受益群体（利）、实现永续经营（贞）。

孔子评价《易经》：“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即提倡以一种非对抗、重合作、兼公私的理念从事生产生活，内涵“非排他性自利”的“共生理性”价值取向：农耕经济中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绑定，构成中国古代一元化权力政治结构下相对稳定的生产单位，“男耕女织”是生产单位下的生产分工，需要合作解决温饱乃至实现富裕，而国家要公私兼顾并重视与珍惜这些“民力”，将民生问题置于首位、作为归宿导向“政通人和”。

（2） “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与“实践五维”的研究模型

以“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为基底，对应“三易四德”的易学思维可以形成一个“修己——自我管理”“安人——人伦管理”“太和——组织管理”的递推逻辑，构成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管理领域：

管理是一种协调人事物等资源为实现组织目标服务的实践行为，故从形态上来说必然具有人类有目的实践活动的所有要素，即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环境、实践目标和实践方法等要素。

因此，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环境、管理目标与管理方法的“实践五维”是中文语境下“管理”理论构建的纵向视角，将“内圣外王”与“实践五维”的横、纵两个视角相结合（如表2所示）。

（1）“兼爱兼养”的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的主体是个体理性，客体是个体自然属性，行为表现为在大脑意识下管理身心健康、提升道德修养的过程，且面临着独处与社交的内外部环境。

自我管理的目标是要实现身心安雅的状态与立命弘道的人生价值，必须厚植生命，获得行善的意志与力量，包括坚毅品格与知识技能等。

（2）“忠恕絜矩”的人伦管理

人伦管理的主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客体是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要处理的两种关系——人我之分与群己之隔，前者是传统社会中的五伦，即夫妇、父子、君臣、长幼、朋友；后者是现代社会中的五缘，即亲缘、地缘、文缘、商缘与神缘。

闲居是人伦管理的个人与个人交互的领域，有熟悉和陌生的不同，群处是人伦管理的个人与群体交互的领域。

人伦管理的目标是人人超出小我的阻隔与限制，组成一个基于理性法则与至善原则的联合体，因此，应厚待有德，信任仁贤，安近人而安远人。

（3）“执中行权”的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的主体是能体认并能推扩天地爱养万民之心的贤人君子，客体是用以达成目标的资源和活动。

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组织管理的目标涉及为何发展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前者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心与人生的全面协调，后者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组织管理的方法以“执中行权”为基本指导原则，操作程序是开物成务，即掌握运用规律，完成各种事务。

该理论框架既遵循中文“管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概念内涵，又符合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表达习惯、“德本财末”“协同共生”的价值追求，兼顾主体、客体、目标、环境与方法的五维共性，以便中西理论在同一范式与框架内进行比较研究。